有一些人、一些事，感动了我们，并将永远铭刻于我们的心中。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来回顾这些人、这些事，你会发现，人生的某些意义被一点点揭示出来。这是一篇什么样的小说？它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坚韧和执着，不仅仅是命运与机遇的挑战，我们的生活正因为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才显得平凡中绽放出不平凡的火花，才能让我们从浑浑噩噩中倏然惊醒，才能让世人知晓，人们内心深处所追寻的美好，是存在的。
武训在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是一个奇特的人物和奇特的文化符号。他是一个被光绪皇帝旌表，被毛泽东、蒋介石、白崇禧、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汪精卫、陶行知、黄炎培、郭沫若、胡乔木等中国近、现代史上几乎所有的伟人、名人一致提及，或称颂、或贬斥的千古奇丐！他大字不识，硬是靠乞讨讨出了三座规模不凡的义塾。武训也是个伟人。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文化、进入《世界教育大辞典》的平民教育家。他让每一个穷人的孩子都能受到教育的梦想，是当时积弱的中国崛起的希望，也是至今贫穷的家庭摆脱苦难的曙光。武训更是个圣人。执着一生，不婚不娶，为了“义”的办学目标和“善”的儒家信仰，积财无数却露宿风餐，把磨难当成使命把苦难当成快乐。他的逝世，撼动三县，几万民众涌上街头，呼天抢地，泪恸八荒。
对武训的遗忘，是我们民族和社会的缺憾，更是我们的文化的耻辱！感谢作者瞿旋，他用了三年的时间研究武训，并在武训的家乡行走体验，给我们奉献出了这部45万字的小说。
在符合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作者把她作了极具震撼力、冲击力的全新的处理，具备了史诗品质。以武训与一家劣绅数十年的文化冲突和道德冲突作为主线，以武训与士绅、义军、官衙、乡约宗族、丐帮的冲突为副线，构成广阔的背景和宏大的场面，形成环环相扣，层层套叠，紧张连贯的故事情节。一改武训过去的埋汰色彩，还原他坚忍数十年要饭办义学的内在的大境界、大精神。开掘其大悲悯、大理性的情怀。在内在真实的基础上，完成了“圣”的升华。作品涉入对清末的乡村治理、乡约组织、武林、丐帮等等的叙述、描写，形成一种新的民生生态和文化生态图景。尽力突出文化阐释之美，形成华美的文化风格。
三十年这个数字对武训来说似乎是个重要的数字。当年武训用了三十年时间来乞讨，才建立起第一所义学。而《武训传》自公映之日起，三十年后的一天，才有人提出应该为武训平反。1980年8月，第一个勇敢的人挺身站了出来。江苏无锡公安分局张经济先生投书《齐鲁学刊》，倡议为武训平反，他指出：“一，武训始终是一个靠行乞过日子的穷人，虽然后来有了田产，但都是为了办义学，他本人却不敢有所私。二，统治阶级确实嘉奖过他，但他没有接受那件黄马褂，没有以此欺压乡里，穷孩子读书仍然可以不缴学费。三，他本人没有反对过农民起义。四，他办义学确有一定成绩。至于义学最后失败，是社会造成的，绝不能由武训来挨棍子。”
张经济的倡议很快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和鼓励。但这种来自民间的声音过于微弱，不会产生任何波澜。直到1985年9月，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会上的讲话中肯定陶行知的历史功绩时顺带提到《武训传》大批判不是“基本正确”。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国家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权力话语是何等的空洞和苍白，但毕竟定了一种新的调子。历史开了一个玩笑，当年的批判，由武训而波及陶行知先生，到了1985年，则反过来，平反由陶行知而推及武训。
历来的平反总是以一种模式重复着。这种平反中，没有道歉，没有忏悔，没有补偿，没有人能站出来承担责任，平反的方式也只是一纸决议或一个短小的登报声明而已。再大的罪过，天大的冤屈，似乎都可以被报纸上一个不起眼的小豆腐块平反文章在瞬间彻底消于无形。而武训，连这样的待遇也没有。也许，由于他已经是历史人物，只能靠历史来评判。尽管他一生很贫穷，他也会觉得这种“平反”过于廉价。对他来说，生前的苦难他已经尝尽，死后的苦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民国时期某中学的一次历史考卷中有这么一道题目：说出你最崇拜的历史人物。在三百多份答案中，有不少学生答武训是他（她）最崇拜的人。如果现在我们用同样的考题去问现在的中学生，恐怕在三千考生里找不出一位认为武训是最值得崇拜的人。年轻一代不知武训为何方神圣，而对阅历丰富的人来说，提到武训，大家大概只能想起曾经有那么一场政治运动与此人有关。过去整个民族曾经以政治酷刑对待了武训，而现在整个民族则以失忆的方式对待武训。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武训似乎彻底缺席了。
与武训几乎是同时代的一个欧洲人，叫菲斯泰洛奇，他出生在当时还很贫穷落后的瑞士。他的祖父曾经是一位传教士。优良的教会传统，让他从小就懂得他如何用真诚、善良的心去无私地爱人们。他一生都在教会孤儿院工作，他与武训一样，都属于下层人，他同样“有一颗伟大的、慈爱的心”。他自述道：“我一直充当一位受冷落的，意志薄弱的初级教师，推著一辆只载著一些基本常识的书籍，空荡荡的独轮车，却意外地投身一项事业，包括创办一所孤儿院，一所教师学院和一所寄宿学校。做这些事情第一年就需要一大笔钱，可是即使是这笔钱的十分之一，我也难以弄到”
这位象乞丐一样的菲斯泰洛奇，在他毕生的努力下，平民教育最终在瑞士得到普及。教育上的成功使得这个贫穷落后的山地小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成为欧洲一流的教育超级大国。瑞士的成功引起各国教育专家和高层政要人士到瑞士学习先进的教育经验。后来西方称菲斯泰洛奇为“教圣”，把他为献身教育的崇高精神，赞誉为“圣心”、“圣德”。法国著名教育史学者康彼耶赞誉说：“他是人类教育发展中最早呼吁和力行‘爱的教育’之典范”。
同样是为理想而艰苦跋涉了一生的灵魂，东西方两个圣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被郭沫若称为“中国的菲斯泰洛奇”的武训，现如今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有淡出历史舞台的趋势。“捧起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或许这才是武训先生真正期望的。但是，难道这也是我们今人所期望的么？
陶行知先生四十年代的经典文章《把武训先生解放出来》，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读来仍然振聋发聩，大路借来做为此文的结尾。
“无论是主动的把武训先生画人我们的小圈子，或是被动的让大家把武训先生向我们的小圈子里推，都是因为我们有了小圈子所以连累了武训先生也被封锁。我要声明：武训先生不属于我们的小圈子。他不属于一党一派。他是属于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他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他是属于四万万五千万人中之每一个人。让我们把武训先生从我们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吧。让武训先生从我们的圈子里飞出去，飞到四万万五千万人每一个人的头脑里去，使每一个人都自动的去兴学，都自动的去好学，都自动的去帮助人好学，以造成一个好学的中华民族，”……
